難民城市

兩年前，寫完這篇稿后，工作崗位有所調整；兩年后，工作崗位再次調整。權位幾番更動，唯獨權力的嘴臉不變。一切皆無常，阿彌陀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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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在冬夜，一個旅人，走在一座城市滿目瘡痍的街上，她攝錄的景象是什麼？如果一座城市，在秋天經歷了一場大屠殺，在冬天遺留下來的又是什麼？是血染的城市特寫？是絕望的城市心靈寫照嗎？

1982年，秋天，以色列轟炸黎巴嫩10個星期后，為了熄滅戰火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（簡稱巴解）撤離黎巴嫩。從此，巴解士兵分佈于敘利亞、突尼斯亞、阿俄日利亞等國家，並把妻兒性命交付給西方強國的「停火承諾」。

然而，他們撤離后不久，大地還是一片雲霧消散的秋天景色，許多巴解鬥士的妻兒，已經遭遇襲擊、魂歸天國，屍體早已冷凍，提早預示冷冰冰的冬天的到來。

當時，由以色列控制或主導的媒體，其新聞頭條卻寫道：「趕走兩千名巴解遺留下來的恐怖份子」！

來自馬來西亞但在新加坡長大的洪瑞釵醫生，曾經是原教旨主義派基督徒、以色列的支持者，並且相信巴解是恐怖主義的化身。

但在度過1982年那個夏天以后，她的生命、信仰態度、工作使命，全改變了！特別是看待巴勒斯坦難民處境的角度，完全改觀了！

那年夏天，她和丈夫居住在英國已將近6個年頭。那段日子，他們從英國電視播報的新聞，看見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受到襲擊的新聞畫面，有時是36個小時的襲擊、或20小時，連續幾個晝夜。
當時，從媒體的報導，在貝魯特受到襲擊的對象是巴解鬥士，即西方媒體眼中所謂的「恐怖份子」。

看著這些畫面，洪瑞釵心頭有太多疑問。貝魯特那些人口密集的平民住宅區，就沒有被轟炸嗎？
較后，她聽聞國際社會的呼籲，表示急需矯形外科醫師，參與前往貝魯特的戰后救援工作。她很快下定決心，與丈夫告別，成了救援隊伍的一員。洪瑞釵說：「我來自一個很支持以色列的教會，把巴解看成恐怖組織。根據停火協議，巴解需撤離該地。當時，我還天真地以為，巴解撤離，『恐怖份子』走了，貝魯特的巴勒斯坦難民可以享有和平的日子了。」

「但不久后貝魯特再次受到襲擊，我對巴解撤離就和平的認知開始改觀，我也對媒體有了另一層認知，媒體並沒有如實報導真實情況。」超過20年的往事，從她講述的過程，還是可以感受到她內心的憤慨。

當時，洪瑞釵被安排在貝魯特西部的加薩醫院（Gaza Hospital）工作。當她知道，原來這所醫院置身于曾經是黎巴嫩最大的難民營，即沙伯拉和沙地拉難民營（Sabra & Shatila camp）時，她感到好奇。

為什麼所謂難民「營」（camp），卻沒有看見任何大營帳？

她很快得以理解，「巴勒斯坦難民不把自己看成真正的『難民』（refugees），而是被『放逐者』（exiles）。」

箇中的差別是，他們無時無刻不是準備著「回家」去、回到祖國去！而他們的祖國是那個曾經在世界地圖上存有過、稱作「巴勒斯坦」的國家。

「因為是放逐，他們來到貝魯特西部后，把大營帳毀掉。」她說。再透過記憶、想象、情懷，重建本身的社群。他們很小心地規劃建築，建起來的建築物，與家園的酷似。

由此，難民「營」成了難民「城市」。在貝魯特城市內部的另一座「城市」由此誕生，裏邊有學校、醫院等。巴勒斯坦難民再以「巴勒斯坦」祖國的各個城市名稱，命名坐落在難民城市的醫院。加薩醫院就是這樣而得名。

巴勒斯坦難民嘗盡苦難，但在這些重建過程中，他們不曾遺忘祖國。1948年，巴勒斯坦人搬離加利利（Galilee），當中很多人跨過北部邊界，進入黎巴嫩。

「從此，加利利居民成為黎巴嫩難民。」洪瑞釵說。「其餘巴勒斯坦人則散播在約旦、埃及、敘利亞、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。從此，地圖上找不到稱作巴勒斯坦的國家，但這無法阻止75万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難民，想要回到祖國的心意。」

如果在冬夜，一個旅人，走過血跡凝固的難民「城市」，當她意識到難民營不是大營帳時，貝魯特西部的巴勒斯坦難民還是無家可歸。